茨威格逝世80周年 | “只有经过光明与黑暗、和平与战争、兴盛与衰败的人，他才算真正生活过。”

2022年2月22日是茨威格逝世80周年。

1942年，茨威格与其第二任妻子绿蒂，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服下过量的巴比妥，决然告别了世界。这一举动震动了世界文坛。茨威格已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，他当时61岁，妻子33岁。

对他的自杀，评价莫衷一是。在当时有人痛惜，有人愤怒，有人感觉“被背叛了”，有人因此对未来越发迷惘，有人将其解读为懦弱的表现，也有人称赞他的死体现了一种“神秘的伟大”。很多年过去了，围绕茨威格之死，人们的追问从未停歇：是什么让这位广受欢迎的作家走上了绝路？

1941年，自杀前一年的茨威格

从1934年离开祖国奥地利，茨威格就开始在伦敦定居。1940年英国对德宣战后，他去过美国，后来到巴西住下来。茨威格并不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穷困潦倒。他在物质方面非但从未感觉到匮乏，而且还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共和国贵宾。他举行的作品朗诵会上，总有万人空巷的盛景；在美洲的演讲旅行，同样深受欢迎；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取得了英国国籍，还拥有巴西的长年签证，并不像一些流亡的犹太人居无定所，备受歧视。

那么是精神的痛苦让他无法忍受？茨威格留下一封短短的绝命书。他首先赞美巴西是个“奇妙的国度”，“如此友善、好客……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。”但他继续写道：“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也已沉沦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……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从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，而我的力量却因长年无家可归、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。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。”追溯这字里行间沉重的疲惫，还得从头说起。

历经一战烽火，获得一世盛名

茨威格1881年11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富商之家。母亲出身金融世家，父亲是纺织业企业家，酷爱文学与音乐，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的精英家庭。茨威格从小就倾心文学。当时的维也纳是欧洲可以媲美巴黎的国际文化都会，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与自由的环境中长大，他深受熏陶。“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，没有遭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。”从16岁在知名杂志上发表诗歌开始，茨威格便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与文学深深结缘的道路。1904年，他从维也纳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，开始成为职业作家。

直至一战前，茨威格都走得一帆风顺。他喜欢有意识地四处游历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接触。从1908年开始，他与弗洛伊德通信长达20多年。他与比利时著名诗人维尔哈伦、法国的罗曼·罗兰、罗丹等人先后成为挚友。与他们的交往让他眼界开阔，创作水平提高得很快，也孕育了他日后每每引以为傲的“世界性的眼光”。

一战前夜，茨威格正前往比利时度假，他说什么也不相信战争会爆发，甚至与人打赌“不然就把我吊死在那根夜灯杆子上”。但一战突然而至，各交战国开始掀起了一拨拨民族主义的浪潮。茨威格描述当时情景：“生意人的信封上打着‘愿上帝惩罚英国’的邮戳，社交界的妇女发誓，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。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剧院，莫扎特和瓦格纳被逐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……”他惊讶地目睹社会性的狂热席卷欧洲，甚至当时国内大多数作家也忝列其间，呐喊助威。“萨拉热窝的那一声枪响，刹那之间把我们栖身卜居的安全而充满理性的世界，像一只土制的空罐一样击得粉碎。”

在一片盲目偏激的社会情绪中，茨威格于1914年9月19日逆势写下《致外国的朋友们》，反对分裂和厮杀，并明确表示自己对友谊的忠诚。他说，现在大家被战火所阻隔，但只要有机会，就要与友人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。《柏林日报》几乎全文刊发（只删掉了一句“不论胜利落在谁的头上”），旋即茨威格被众人孤立，遭受诸多非议。两周后，他收到罗曼·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一封信，写着慰藉至深的一句话：“不，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！”

茨威格反战的决心日渐坚定。一战时他因身体原因没有入伍，被分配到图书馆工作，1915年曾被派往俄军防线收集资料。在前线亲睹百姓的水深火热，他相信这场战争必败。反战剧本《耶利米》顺时而生。茨威格选择用《圣经》里的先知耶利米的形象，来警示国内陶醉在战争胜利中的人。时间能考验真理。1917年，“歌颂失败”的《耶利米》出版时大获成功。因为茨威格说出了人们的心声，彼时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半，展现出的残酷破坏性已让大部分人感到憎厌。茨威格更大胆地迈出国门，到瑞士公演此剧，与罗曼·罗兰偷偷相会，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“叛国”行为。但他在其后创作的代表作《三大师传》中，更为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位所谓敌国的杰出作家立传，用意不言自明：号召民族亲善，反对战争。

1919年一战结束，茨威格和自己的同胞们一起经受了战后严重的饥馑，与极度夸张的通货膨胀。投机者蜂拥而至，混乱中人心改变，道德沦丧，让茨威格感叹“这是多么狂热、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啊”，“任何正常和恰如其分的事情全部遭到谴责”。

茨威格最大的变化是，一战到二战期间的20年间，他进入了创作的成熟发展期。他对自己要求颇为严格：“几乎所有32岁以前的作品，以后我都不让它们再版。”这一黄金时代中他既创作数量惊人，又极为叫好叫座。《三大师传》为他开了路，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等中篇小说广为流传，被多次改编成戏剧与电影，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在学校几乎人手一册，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各国文字，有杂志统计，他是当时世界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家……

二战狂热排犹，背井离乡

“然而，战争并没有过去，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。”茨威格见证了意大利法西斯分子与德国纳粹分子的崛起。希特勒上台前，他就敏锐感到纳粹绝非善类，这既是作为作家眼光锐利，当然也因其犹太人身份。1933年法西斯上台不久，便炮制了国会纵火案，向共产党挑衅。正巧柏林上映一部由茨威格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灼人的秘密》，人们经过海报，都对片名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。其实电影压根与此事无关，但纳粹心虚而敏感，对此很是恼火，电影马上就被禁止上映。接踵而来的是空前规模的排犹运动，整个社会空气都仿佛被毒化了。国内文化界一片白色恐怖。狂热的人们在广场上焚烧进步作家、犹太作家的书籍，包括海涅、托马斯·曼、茨威格等人的书，并禁止出售。茨威格的名字列入另册，作品陈列在公共图书馆所谓的“毒品柜”架上，没有读者和朋友再敢给他写信。

1934年，茨威格被无故抄家，令他倍觉屈辱。他于当年背井离乡，去了英国。茨威格预感到一战的悲剧又将重演。他这时期创作的历史传记，无论是写伊拉斯谟、富歇，还是加尔文，尽管有失实偏激的一面，但无不是借古喻今，整体上表达了他的观念：一个人文主义者坚持人道主义、反对暴力践踏人性的基本道德立场。但茨威格也暴露了性格方面的弱点。他曾坦承，“我的天性是与英雄气概格格不入的，我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的自然态度总是躲避”。茨威格接济过许多流亡者，但拒绝参加任何反对纳粹的政治活动。

1938年，德国吞并奥地利。1939年二战爆发。随着战争局势的深入，让人恐惧的不仅是战场上血肉横飞的惨景，还有对人性步步紧逼的摧残。茨威格脑海里也许会不时浮现：一战时极为别扭地穿着军服来拜访他的诗人里尔克（后因身体原因没有入伍）；二战中，著名的音乐家理查德·施特劳斯，竭尽全力让两人合作的歌剧得以上演，但同时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总监的委任……“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献给了这个愿望：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。我害怕人类互相残杀的战争甚于害怕自己的死亡。”对茨威格创作影响颇大的弗洛伊德，发表过一个后来被得到惊人证实的见解：“野蛮残酷、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。”这也许才是让茨威格最为绝望的一点。

“性急的人先去了”

茨威格爱好收藏名人手稿，经过30多年的积累，他积攒了各时代杰出艺术大师们的手稿，据说有满满一箱。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，这一爱好难以为继，部分珍藏他捐给了维也纳国家图书馆，部分散落或变卖。他投入达30多年的对巴尔扎克的研究，也最终没了下文。生活基石被无情地粉碎。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，我们都不再属于那个世界，我们只不过是幽灵和人们的回忆。”

自传完成后，茨威格在序言里写道：“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。”告别心态已隐约可寻。听闻新加坡沦陷一周后，1942年2月22日，他选择赴死。绝命书的最后，他写道：“对我来说，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，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。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！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！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。”

自传卷首，茨威格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“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”——但不该是此种结局。当年下半年，反法西斯战场就发生了重大转折。他没能穿过黎明前最浓重的黑暗。茨威格去世后，巴西为这位大师举行了国葬，对一个外国人来说，葬礼之盛史无前例。60年前，茨威格躲避不过的、对人类前景的茫茫叩问，至今犹在耳畔。他曾写道：“只有经过光明与黑暗、和平与战争、兴盛与衰败的人，他才算真正生活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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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“文汇报·阅读”，2012.10.30，摘自《文史参考》2012年第19期  

作者：黄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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